在日常生活的褶皱里，“庸人自扰”是个常被提起的词。人们用它形容那些为无关紧要的事焦虑、为尚未发生的事恐慌的人，语气里多半带着几分轻慢——仿佛这只是一种性格缺陷，是心智不够成熟的表现。但当我们穿透日常语言的表层，站在哲学的维度审视这个词时，会发现它藏着对“人如何与自身、与世界相处”的根本追问：人为何会“自扰”？“自扰”的本质是什么？它是否藏着人的存在困境，又能否成为通向觉醒的入口？
一、“自扰”的起点：意识的“过剩”与存在的“裂隙”
要理解“庸人自扰”，得先回到“人”的特殊性——人是唯一会“提前焦虑”的存在。动物也有应激反应：羚羊见了狮子会狂奔，鸟遇了暴雨会躲进巢穴，但它们的“不安”永远锚定在“当下的威胁”；唯有人才会对着“明天可能下的雨”打包伞，对着“十年后可能失业”彻夜难眠，对着“别人或许对自己有看法”反复琢磨。这种“脱离当下”的焦虑，恰恰源于人独有的意识特性：意识不仅能把握“现在”，还能穿越时间的维度，触及“过去”与“未来”；不仅能感知“实存”，还能构想“可能”与“虚无”。
展开剩余84%这一点，在哲学史上早有论述。海德格尔曾说，人是“向死而生”的存在。“死”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“终局”，但它永远“尚未到来”——正是这种“未到来的确定性”，让人生来就带着一种“存在的不安”。我们会不自觉地计算“距离死亡还有多少时间”，会担忧“剩下的时间是否活得有意义”，甚至会为“死后是否被人记住”辗转反侧。这些担忧，本质上都是意识对“时间性”的回应：当意识突破了“当下”的边界，把“未来的虚无”拉进“现在的感知”，“自扰”就有了最初的土壤。
更根本的是，意识的“过剩”还会撕开“存在”与“应当”的裂隙。人不像石头或植物，只需“是其所是”即可：石头不会因“不够坚硬”而自卑，玫瑰不会因“不如百合芬芳”而痛苦。但人会追问“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”——这个“应当”，往往来自外界的标准（社会的期待、他人的评价），或是内在的理想（对“完美自我”的想象）。当“现实的我”与“应当的我”产生落差，“自扰”便随之而来：学生因“没考到预期的分数”焦虑，职员因“没获得晋升”沮丧，恋人因“没成为对方期待的样子”自我怀疑……这些焦虑的内核，都是意识对“存在缺陷”的放大——我们把“暂时的未达成”当成“永恒的失败”，把“他人的评价”当成“自我的本质”，最终在“应当”的枷锁里困住了自己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“自扰”并非简单的“无事生非”，而是人作为“有意识的存在者”的必然产物。意识给了人超越动物的自由，却也让我们背负了“自我折磨”的重负——这或许就是存在主义者说的“自由即是枷锁”。
二、“自扰”的深化：语言的“陷阱”与自我的“异化”
如果说意识的“时间性”与“反思性”是“自扰”的起点，那么语言则让“自扰”得以深化和固化。人是“语言的动物”，我们用语言理解世界，也用语言构建自我——但语言从来不是透明的“工具”，它更像一张布满陷阱的网，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在“自扰”里越陷越深。
维特根斯坦曾说：“语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。”但更关键的是，语言会“扭曲”我们对世界的感知。比如“失败”这个词：一次考试没及格，本是“一次具体的事件”，但当我们用“我失败了”来概括时，就把“事件”变成了“对自我的否定”；一次社交时没说对话，本是“一个偶然的失误”，但当我们用“别人肯定觉得我很蠢”来解读时，就把“他人的可能反应”变成了“确定的负面评价”。语言的抽象性和概括性，让我们把“局部的、暂时的现象”当成了“整体的、永恒的本质”——就像用一张小网兜住整个世界，却以为网里的就是全部。
更隐蔽的是语言中的“二元对立”陷阱。我们的语言天然带着“好/坏”“成功/失败”“优秀/平庸”的划分：赚更多钱是“好”，赚得少是“坏”；被人赞美是“成功”，被人忽视是“失败”。这些划分本是为了方便交流的“工具”，但人很容易把“工具”当成“真理”，进而用这些标准“审判自我”。一个在事业上投入全部精力的人，会因“没照顾好家人”陷入“我不是个合格的家人”的自责；一个专注于家庭的人，会因“没做出世俗意义的成就”陷入“我很平庸”的自卑——他们都忘了，“好与坏”本是人为的划分，世界的本质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。语言给了我们“评价”的能力，却也让我们成了“被评价”的囚徒。
这种被语言绑架的“自扰”，最终会导致“自我的异化”。马克思说的“异化”，是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分离；而在精神层面，“自扰”中的人正经历着“自我与自我的分离”——我们会把“外界的标准”内化成“自我的声音”，把“他人的期待”当成“自我的目标”，最终活成了“别人眼中的自己”，却忘了“真实的自己”是什么样的。就像一个总在意外界目光的人，会对着镜子反复调整表情，直到脸变得僵硬——他以为“调整后的表情”能赢得认可，却不知道“僵硬的脸”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温度。
三、“自扰”的突围：从“对抗”到“接纳”的哲学转向
既然“自扰”源于意识的本质与语言的陷阱，那我们能否彻底摆脱它？答案或许是否定的——只要人还保有反思性的意识，还在用语言理解世界，“自扰”就可能随时出现。但哲学的意义不在于“消除问题”，而在于“转化问题”：我们不必消灭“自扰”，却可以改变与“自扰”相处的方式，从“被它折磨”变成“借它觉醒”。
第一步是“识破幻觉”：看清“自扰”背后的“非真实性”。佛教哲学里有个概念叫“妄念”，说的就是那些由执着产生的虚假念头——“我必须成功”“别人必须认可我”“未来必须按我想的发展”……这些“必须”本质上都是“幻觉”：世界的运行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他人的看法本就因人而异，未来的本质就是“不确定”。就像庄子说的“夏虫不可语冰”，人困在“必须”的执念里时，就像夏天的虫子固执地认为“冬天不存在”，既可笑又可悲。而“识破幻觉”的关键，是学会用“现象学的还原”看待问题：把“我失败了”还原成“我这次考试没及格”，把“别人讨厌我”还原成“他刚才对我笑了一下”——剥离语言的过度解读，只看“当下的、具体的事实”，很多“自扰”会像阳光下的雾一样消散。
第二步是“接纳不确定性”：与“失控”和解。人之所以会因“未来”自扰，本质上是害怕“失控”——我们希望一切都在计划之内，希望自己能掌控结果。但哲学告诉我们，“不确定性”才是世界的本质：赫拉克利特说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，万物都在流变；量子力学也证明，微观粒子的运动本就没有确定的轨迹。接纳“不确定性”，不是“躺平放弃”，而是明白“努力”与“结果”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链：我们可以认真备考，但不必要求“一定考上”；可以真诚待人，但不必要求“一定被喜欢”。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的生活：他耕耘土地，却不执着于收成——“我播下种子，至于它是否发芽，交给自然就好”。当我们不再把“结果”当成“自我价值的证明”，对未来的焦虑自然会减轻。
第三步是“回归当下”：在“存在”中忘记“自扰”。克尔凯郭尔曾区分“客观的焦虑”与“主观的焦虑”：前者是对“具体危险”的反应（比如遇到火灾时的恐惧），后者是“没有具体对象的不安”（比如对“人生意义”的迷茫）。“庸人自扰”大多属于后者——它源于我们脱离了“当下的存在”，在“过去的回忆”和“未来的想象”里打转。而破解之道，就是回到“当下的体验”：吃饭时专注于食物的味道，走路时感受脚与地面的接触，聊天时认真听对方的话语。就像王阳明说的“知行合一”：当“知”与“行”完全融合在“当下”，没有“过去”的懊悔拉扯，没有“未来”的焦虑干扰，“自我”与“世界”会达成一种暂时的和谐——这时你会发现，“自扰”消失了，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活在了“此刻”，而“此刻”本就没有烦恼。
结语：“庸人自扰”里的存在智慧
说到底，“庸人自扰”不是一个简单的“负面标签”，而是人在寻找“存在意义”时必经的困境。它暴露了意识的脆弱，也揭示了语言的局限；它让我们痛苦，却也逼着我们反思：我们到底在焦虑什么？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
从哲学的角度看，能“自扰”的人，反而比“麻木的人”更接近觉醒——麻木的人从未追问过“意义”，自然不会因“意义的缺失”痛苦；而“自扰”的人，至少还在试图抓住点什么，还在渴望“活得明白”。就像苏格拉底说的“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”，“自扰”本质上是“审视人生”的一种笨拙方式：我们因“不明白”而焦虑，因“焦虑”而追问，因“追问”而逐渐靠近“明白”。
或许，真正的智慧不是“永不自扰”，而是在“自扰”中学会与自己对话：当焦虑来临时，不急于否定自己，而是问问“我在害怕什么？”；当纠结于他人的评价时，不急于迎合或反抗，而是想想“这是我的想法，还是别人的？”；当对未来恐慌时，不急于制定完美计划，而是告诉自己“此刻的我，已经在认真生活了”。
毕竟，人活着，本就是在“自扰”与“自解”中循环的过程——解开一层“自扰”，就多一分对存在的理解；多一分理解，就离“清醒地活着”更近一步。这或许就是“庸人自扰”里藏着的、最朴素的哲学智慧。
（文/知识保存与传播工作室二一五集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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